這樣寫借條不具有法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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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寫借條不具有法律效益?
2016/3/30 14:44:03      點擊:10
      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是實踐合同,該合同不僅要有實際的交付行為,還要能夠證明雙方當事人存在借款合意,合同是在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因此,無論當事人的合同采取的是口頭形式還是書面形式,合同都是在貸款人實際交付貸款時生效。

基本案情
      原告和C先生系朋友關系。2013年,原告受某市的區政府委托,欲成立置業公司開發建設某居民動遷安置項目。C先生在得知該信息后,多次找到原告,提出讓其女兒(被告)在原告成立的置業公司參股,但因其女兒缺乏資金,需向原告借款投資。原告考慮到與C先生系多年的朋友關系,以及顧忌C先生身為某行政機關的領導(監管轄原告開辦的多家企業),同時又考慮到所出借的款項用于自己控股的置業公司投資,基本沒有什么風險。于是原告答應了C先生讓其女兒(被告)借款出資公司參股的要求。自2013年4月至5月兩個月時間內,原告通過銀行共分兩次將人民幣合計6000萬元轉入被告賬戶,被告收到6000萬元資金后,隨即匯入置業公司為注冊驗資而專門設立的賬戶。根據置業公司章程約定,被告按照出資比例獲得公司30%的股權。具體款項流轉情況如下:
      1、2013年4月25日,C先生將其女兒(被告)的身份證交與出借方原告,由原告代為借款方(被告)辦理某商業銀行個人賬戶(并設置密碼),并通過該銀行從原告個人銀行卡賬戶直接將1500萬元轉入被告在該行的借記卡個人賬戶,后再由被告將1500萬元從其個人卡轉入置業公司驗資賬戶。
      置業公司設立之初,注冊資本為5000萬元,其中原告出資3500萬元,占公司70%的股權;被告出資1500萬元,占公司30%的股權。后因公司經營需要,準備將原注冊資本5000萬元增資至2億元。
      2、2013年5月20日,C先生再次將被告的身份證交與出借方(原告),由出借方代為被告辦理某農業銀行個人賬戶(并設置密碼),并通過該銀行從原告個人銀行卡賬戶直接將4500萬元轉入被告在該行的借記卡個人賬戶,后再由被告將4500萬元從其個人卡轉入置業公司驗資賬戶。
      增資后,置業公司總注冊資本為2億元,其中原告合計出資1.4億元,占公司70%的股權;被告合計出資6000萬元,占公司30%的股權。
      上述兩次銀行憑證匯款載明的用途均為投資款。原告與C先生系多年的朋友,基于對其的信任并礙于情面,原告在向其女兒被告轉賬6000萬元后,并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條。
      2015年1月始,原告要求被告歸還借款人民幣6000萬元,因催要無果,原告無奈之下將被告訴之于人民法院。
      在法院審理過程中,被告抗辯認為,其收到過6000萬元款項,但不知道是否系原告匯款。因被告要投資置業公司,就將自己的身份證交給其父親C先生,由其父親安排6000萬元資金,該資金到達被告賬戶后已實際用于投資置業公司,其父親并未告知款項的來源。且該款項的來源,并不能證明被告所得款項的性質,且被告未向任何人借款,也從未與原告就本案訟爭的6000萬元款項有過任何磋商,如電話、電子郵件以及當面談話等,不存在借款的合意。

      原告與被告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是否成立?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經開庭審理認為: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本案中,原告雖未提供借款借據,但原告提供的其他相關證據,完全可以證明原告以銀行轉賬的方式于2013年4月25日、5月20日分別向被告出借人民幣1500萬元、4500萬元,合計6000萬元。上述款項均已到達被告的銀行賬戶,并由被告以投資款的名義轉賬至置業公司賬戶。被告亦認可收到該6000萬元款項,并實際用于投資置業公司,但認為該資金由其父親安排,其并未與原告有過磋商,亦未向原告借款。結合本案事實來看,雙方均系該置業公司股東,原告兩次向被告支付款項后,被告均已將該到賬款項作為投資款匯至置業公司賬戶,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確了出資金額,證明被告已實際使用了該筆借款資金6000萬元。對于原告主張的6000萬元借款,被告并未作出合理的抗辯和解釋,亦未提供證明雙方存在其他債務,故雙方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應予以認定。原告與被告之間的民間借貸關系合法且有效,應受法律?;?。因雙方對借款期限沒有約定,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內返還。
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條、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判決被告應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歸還原告借款人民幣6000萬元。
案例意義

      現實中生活,民間借貸多發生于熟人之間,雙方當事人往往有親屬關系或同事、同學、朋友等社會關系,在借貸過程中,常常表現出簡單、隨意和不規范。不簽訂借款合同或不寫借條的情形也時有發生,一旦產生糾紛,雙方很難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其主張或抗辯。借款人往往以雙方之間“沒有借款合意”等各種事由進行抗辯,因此,對于往來款項的性質如何認定,就成為爭議的焦點。本案糾紛也是實踐中較為典型的案例之一。

      債權債務關系的成立在于雙方當事人的借款合意,一旦具備了借款的合意并履行了借款義務,對方也收到了所借款項,則債權債務成立,法律并無要求一定具備書面的借條,口頭約定的借款依然形成債權債務關系,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本案中,被告收到了所借6000萬元的款項,有原告的匯款記錄為證,且被告也認可收到該筆款項,那么實際的債權債務就已成。雙方并未約定還款日期,原告就可以隨時要求被告償還,被告則具有還款的義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55次會議通過)第十七條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被告沒有舉證證明有相反的事實,原告卻證實了匯款給被告的事實,法院可先推定雙方之間款項往來系民間借貸關系,待被告提出證據進行抗辯,抗辯理由成立的,再依法作出認定。而被告認可收到轉賬的款項,卻未提供證據證明該轉賬款項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因此,法院根據轉賬的時間、用途、資金匯款流向等諸多因素,依法認定雙方之間的轉賬屬于借款,原告主張的借貸關系成立。

      此外,被告辯稱該筆款項并非其真實借款意思,雖收到該筆款項,但并非其本人與原告之間進行溝通協商而借,系其將身份證交給其父,其父說有錢打到其賬戶上,至于具體款項的往來并不清楚。被告雖有辯解,但并未舉證,無法證實其并不知曉該款項來源及是否與原告有合意,需要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從原告的舉證來看,兩次共計6000萬元的款項打入被告賬戶,被告系成年人,知道自己沒有這么大筆的收入,卻在收到6000萬元后馬上進行了公司的投資,有銀行轉賬及公司章程為證,如果被告不知曉該筆錢的來源,卻使用該筆錢成為了股東并行駛股東權利義務,其辯解就存在不合理之處。即使辯解當時不知道該款項系借來,但是當原告提出要求歸還該款項時,應該就知曉,就應當承擔償還的義務。其與其父之間就借款如何達成一致的法律關系等并不能對抗其與原告之間的借款的債權債務關系。